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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

发布日期: 2019-11-11

2014年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


     在7月24-25日甘肃省工商局、甘肃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甘肃省私营企业协会举办的“艰苦创业 2014年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 知乎 互联网 http://www.agri-history.com/images/defaultpic.gif 谢邀。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Qing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强调一下:本文严禁以任何形式转载。1.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文革后该书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关于《清史稿》的问题,可参见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1-6页。)在这一背景下,1960年代以前国家权力对编纂清史的兴趣也是不高的。中共早期的文化工程,基本上是以配合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培训为目的的。当然,这种情况下,对历史的看法会非常功利,历史仿佛只是孕育中国革命的一个背景而已(这正是政治课中包括“史纲”的原因)。而清代作为直接触发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朝代,在这套体系里,地位自然是很糟的。由于这些原因,直到1950年代,清代历史在中共的历史叙事里的表现形式,基本只有教科书里前几章骂一骂而已。对于革命政权,这种程度的历史书写就已经够了。2.清史编纂的提出与中断随着1950年代政权逐渐巩固,国家形态的文化工程也逐渐浮出水面,“编一部清史”这个想法,逐渐在史学界获得了共识。1960年代中期已有初步的编修清史的意向。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郭影秋(1909-1985),他在1950年代担任过云南省长等要职,1963年调入人民大学,同时具有中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两重身份。当时人民大学整体上是一个以干部培训和进修为主的高校,思想政治培训是老本行,但又不脱知识分子的风气,比较适合传统史学与革命政权之间的接合。在郭影秋等人的运作之下,1965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建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接着爆发了文革,史学家没死的都被扔去种红薯。清史编纂工程就暂停了。1970年代初,文革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郭影秋的个人地位也有所恢复。在他的呼吁之下,一批清史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的教师和干部被召回北京。这时人民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在北京其他高校先尝试着搞搞。197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算是一个为将来编纂清史作准备的机构。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这个小组也搬了回来,就是现在的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很多早期工作就是由这个机构承担的;这个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给中央日后编纂清史作准备。3.清史编纂的野生时代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逐渐复苏。很多学者都意识到,没有一个系统的清史叙事,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工作都不好展开。于是分别搞了若干野生的清史。一个很明显的共识是,迟早中央都是要修清史的,而且一定会委派给编书能力较强、基础较好的单位。于是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为了将来能承担这一工作,获得项(jing1)目(fei4)的主导权,都策划着编纂了一些清史类的大型书籍。今天看来,这些大型书籍多是文字垃圾,不过也不尽然。一些机构逐步向正规学术组织转型,在编纂与研究中发展出了较好的清史学科,沉淀下来了不少资源。其中最典型的是东北若干高校、中国社科院、人大清史所三个清史编纂的中心圈子。间歇性的合(si1)作(bi1)中,陆续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清史史书,如《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清史所的版本)《清史编年》等。应该说,由于此一时期中央没有介入学术界的这些组织,而清史学界又不像中国古代史其他领域那样有明显的学术流派格局,因而文人争执在所难免,不同单位之间的统筹分工尤其难办。学术组织自己无论经费还是号召力都有限,想要推动大型文化工程,非常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全史》,这套书是1990年代东北圈子和社科院合作的结果,想要作为学界通用的清史史书。考虑到成书年代,这套书的史学价值还是挺好的。然而从今天的历史书写角度来看,这套书有四个较大的历史编纂学(而非历史学)问题。其一是这套书没有统筹编纂的人,相当于每卷都独立编纂、然后统一套个皮出版,历史书写上不够严谨。其二是这套书的编纂者中包含一些对清代历史没多少同情心的人(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明粉历史学家的杀伤力特别强,双重标准玩起来让人目瞪口呆),历史叙事里埋雷。其三是这套书的编纂过程没有政府参与,事后也没得到中央认可。其四是这套书完全采用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和语气写成,和传统史书相差太大,非但不能体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甚至还有种回溯的断裂性。此外还有一些由于学界不善统筹而自行消亡的工程,例如《清会要》,虽非历史编纂的典型形式,但从传统史学上讲,接续在列朝会要之后,也是历史书写的一种体现。该书先由商鸿逵先生独力从事,商先生去世后由王钟翰先生主持,直到1990年代前期还有过协调性的会议。最终无疾而终。其成果分散于一堆学者自己手中,后来转变为各种其他书籍的基础,例如《清代典章制度词典》等。4.清史编纂工程终于启动到2001年,经过若干运作(主要是社科院和人大清史所的折腾),“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于得到了政府全力支持,该项目财力非常充足(真!的!很!有!钱!!),人力也就不太成问题:(。它头几年的运转,主要依靠人大清史所的教工和学生,办公也经常使用清史所的场地,甚至一度连文献资料都从清史所借用。不过随着工程的进行,其他学术组织的参与增多,涉及的人数已经达到四位数之巨,统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肯定无法依靠清史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来管理。因而文化部越来越多地介入管理工作。近年来文化部派出的官员已经成为核心的主事之人,而学者只是“执行者”;委员会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建立了自己的文献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但并无多少独门秘籍,基本都可不太费力地找到电子版或公共图书馆馆藏)和内部档案数据库(与一史馆电子化档案大致相同)。清史编纂的困难,远比一般人想象中要大很多。前朝历史的编纂,往往是几代人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铺路,作出无数考证,然后再统一修订的结果。而清代历史缺少这种沉淀,实际上处于一边编纂、一边研究的状况,因此很多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实在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推进得非常迅速,今天刚写出一段史书,可能明天就会冒出一篇论文来否定其中某些叙述。而且近代以来,不同研究范式、不同话语体系,都在影响着历史书写;用一种范式著成的史书,可能在持不同话语体系的人看来,就是老调/异端/“历史虚无主义”/“泛政治论”/“套用西方后现代话语”/……等等。这比万氏兄弟著《明史》的时候复杂多了。(补充一点:纪传体在这方面确有优势,一方面能够保留历史事实考证的争议与矛盾,一方面能够尽量减少范式所带来的问题。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在这两点上问题都很明显。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虽然是目前最好的民国史书,但它的编纂工作长达30年之久,最早和最晚编纂的部分可能话语体系差别非常之大,导致一部书里有几套范式,这在历史编纂学上肯定是缺憾。)再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历史知识的再生产问题。我们现在所用的各种书写清代的史书(而不是史料),所采用的叙事体系都是源于20世纪初《清朝全史》《清代通史》等一些比较原始的史书,而这些史书受到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虽然作者本人可能力图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但是仍不能避免两个问题:对某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会错判重点,把一些当时所不太重要的事情当成重点来讲,而把当时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忽略掉;所使用的很多资料仍是民族主义思潮之下的、满足人们“排满兴汉”阅读期望的商业出版物,如《清朝野史大观》等,而这些资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荒诞不经之物。不要小看后面这一点——须知《清实录》《清会典》都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版,《起居注》的影印版至今还处在零零星星的状态。对于1980年代以前学习清史的人来讲,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史料”,只能是民国初年的一些商业出版物,最翔实也就是《东华录》这个水平了。其结果是,很多在清末民初“生产”出来的“清朝历史知识”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史书,并且一下子就延续很多年。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叙述乾隆朝历史时,经常花不少篇幅介绍文字狱,进而强调这一时期的族群隔阂,仿佛乾隆朝就只有文字狱、闭关锁国和贪污腐败三件事似的;而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中都已经显示,十八世纪的族群性恰恰是趋向于包容和淡化的,而且乾隆朝许多重大政策及其争论,例如河工、海塘、粮政、边政等,比文字狱要重要多了。清史编纂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基于较为可靠的史料,尽量剔除掉这些“再生产的”知识。还有就是人物评价。委员会采用了纪传体的体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多人都想用历史教科书那个体例),故而在传记环节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些都是雷区,不仅学界内部会有不同声音,而且学术界之外的压力也会渗入。比方说,可能会有历史人物的子孙试图施压,要求写得好一点。在具体问题上,这类争论会变得很棘手。随便举个例子,如何书写吴三桂: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功臣?正视他叛变的事迹?观点之争,落实到编纂工作中,就变成了学者之间的平衡术。当然,历史编纂学一般会认为,历史评价问题可以有矛盾共存,也可以对敏感问题淡化处理,但在实际工作中都需要协调。此外还有各种神奇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和国内学术环境相关的事情。这些东西由于我所知可信度不高,而且往往消息来源的主观性较大,就不能再谈了。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相信各位看到前面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清史编纂工程”的背景,应该可以意识到,清史编纂是一个背景特别复杂、利益牵扯很多的事情。对它的批评,学术经常只是幌子,真实原因往往来自学界内部的矛盾。指责越无稽、跟批评者自己的立场和地位牵涉越多,就和“本位主义”挂得越近,实际工作中往往就是没能从经费里挖一勺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对这类局外人的批评太当真。原本的计划是,这套清史每一部分稿件都要经过三轮审查和校订,然后交给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这个计划现在肯定已经无法完成。绝大多数稿件目前处于审查状态(第几轮就不一定了)。不过根据现有的进展,肯定不会像《清会要》一样烂尾,只要本朝不完,应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是可以成书的。至于稿件质量,我说无可奉告,读者大概也不高兴,然而我还能咋办……与清史编纂同时进行的是“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资助下对清代史料的清理和出版。这是对学界最有帮助的工作。借助清史编纂工程的充裕经费,学术出版这种不太生利的事业得以进行,数量惊人的孤本与稀见史料得以广为散布。目前已有档案丛刊、文献丛刊及一个译介的系列,译介不仅有经典著作,也有新书,档案文献规模更是可观,仅《清代诗文集汇编》就有八百册之巨。清史研究的一大困难,在于史料获取非常困难。前代历史可能把着钦定正史和会要就能做一些初步的东西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清史也是这么搞的。然而随着很多新史料的披露,我们对清代历史的广度和复杂度都要有重新的估计,其中有趣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当然这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新史料披露出来,学界就可以研究出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成果;而同一时期编纂的史书,恰恰是以往认知的体现。换句话说,清史编纂工程掏钱印的史料,都是在为别人否定它自己的成果提供弹药。这简直是宿命一样的结局,不过对广大学界同仁来说也是好事嘛。5.最后一点辨误围绕着“新清史”这三个字,可以说有三个完全不相同的实体。很多人不明所以,彼此混淆。这个问题里一度有一个“新清史(NewQingHistory)”的标签,就是这种混淆的一个例子。三个实体分别列于下:(1).“清史编纂工程”。但事实上,“清史编纂工程”从未被简称为“新清史”,它常见的简称是“新修清史”或“大清史”。(2).NewQingHistory。这是美国汉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和清史编纂工程基本无关。2015年李治亭等人狠批的就是这个领域。其实想想看就能明白嘛,李治亭先生身任清史编纂委员会要职,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脸呢。(3).台湾编的两本书。1980年代以后,台湾一度尝试重新编纂具有官方权威认可的清史史书;然而由于陈水扁上台后打压史学界对大中华区域的历史关怀,推行历史的本地化,要求以台湾为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个台湾版的清史编纂工程就胎死腹中了。已经编完的部分,以《新清史本纪》《新清史地理志》为名出版。这也带着“新清史”,只是不太为人所知罢了。台湾清史巨擘庄吉发先生觉得大陆地区没有把《新清史本纪》当成“新修清史”的通纪,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然而……哎很多事情大概也不是学者能左右的吧。大概就是这些吧。利益相关:在层层发包中审过几篇稿子。(所以对稿件具体情况无可奉告,不然发包给我的人就得算违约赔钱。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我没有半点说稿件不好的意思,宣传上出了偏差你们要负责。)

 
 
                                                                   
                                                                  2019-11-11 04: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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